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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希特勒和国防军领导人，于1933年2月3日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，对双方都有益处：国家总理可以放手镇压左派力量，转向一体化的方向，而不必顾忌武装力量的干涉。

而军队得到了垄断地位的保证，能够确保军队事务得到新政府的特殊关注。“未来的四到五年，”希特勒在内阁中强调，“最高原则是：一切为了国防军。”因为德国的未来“完完全全取决于国防军的重建”。

最后的竞选运动

“发动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”，这是希特勒为即将到来的竞选活动，提出的主要“宣传口号”。“这一次是短兵相接的战斗”，戈培尔写道，2月3日他和希特勒谈妥了宣传运动的所有细节。竞选活动从一开始就在完全不对等的条件下进行。

因为2月4日兴登堡颁布了《保护德意志民族法令》，它使得国家可以干涉新闻和集会自由，尤其对两个左翼政党——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运动——设置了大量的限制。除此之外，国社党现在可以直接染指1933年之前，他们无法进入的广播媒体。希特勒和戈培尔做了分工，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希特勒在所有的电台上讲话，而我发表相关的新闻报道。”

2月10日，国社党在柏林体育馆召开大会，由此揭开了竞选运动的序幕。“元首、国家总理希特勒、青春德国的领导人，独自一人，严肃而从容不迫地穿过人群，友好地向大家致意！仅仅一个月之前，当他在体育馆发表演说时，他还是一个被中伤、排斥和嘲笑的反对党的领导人。现在我们可以说：由于上帝的眷顾，发生了一个大转折！”

戈培尔用赞美的开场白宣布了希特勒的出场。次日他洋洋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：二十分钟的报告“精彩纷呈”，“他丝毫没有怯场”。正如往常一样，开场时希特勒语气凝重，几乎说得结结巴巴，随后才转换成正式的演说风格。当涉及政府的具体纲领时，他仍然令人惊讶地只是泛泛而谈。

他重复对所谓“堕落政党”的老一套诽谤，声称在其统治之下德国濒临灭亡，并重申他打算“彻底铲除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现象”，同时他保证将用“个人的价值、个体的创造力”取代“腐败的民主”，并再次恳求给他四年的时间，他将在这段时间里“让德国重新崛起”。

演讲的结尾达到了希特勒本人酷爱的、模仿《主祷文》风格的高潮：他“坚定不移地相信，终有一日，今天憎恶我们的几百万人将支持我们，他们将与我们一起迎接大家共同创建的，来之不易的伟大荣耀，且正义的德意志帝国。阿门！”

戈培尔再次显得热血沸腾：“（演讲）结尾处慷慨激昂。‘阿门！’既有力又感人。整个德国都会惊得目瞪口呆。”不光希特勒的崇拜者，就连对他持批评意见的人，比如莱比锡作家埃里希·埃伯迈尔（Erich Ebermayer）——前莱比锡高级检察官（Ludwig Ebermayer）之子——都受到了感染。

“这个人显然在现今的工作中有了长进……”他听完电台演讲后写道。他又加了一段评论：“如今广播是多好的大众宣传工具啊！希特勒的对手们至今还不懂得怎么利用它！1933年1月30日之前没有广播电台吗？无法理解！”

国社党不光利用电台，他们还利用兴登堡的光环为宣传造势。一张宣传海报上画着希特勒——“一战”中不知名的士兵——和前陆军元帅兴登堡和谐地并肩而坐。海报的口号是：“元帅和二等兵与我们一起为了和平与平等而斗争。”另一张海报上画着希特勒和兴登堡头像，它向人们呼吁：“只要你们保持团结和忠诚，国家将永远不会灭亡。”

德国民族主义者和钢盔团以及其他保守团体，结成了联盟——“黑白红阵线”。应胡根堡的请求，巴本自荐为主要候选人，就像他写的，“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”，即“与国家社会主义并肩合作…… 呼吁愿意在兴登堡元帅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有信仰的、正义而团结的新德意志帝国的各方力量团结起来”。

“黑白红阵线”也力图利用“兴登堡神话”实现自己的目标，他们主要着眼于副总理与总统的亲密关系，印着两个人头像的宣传海报上写着：“兴登堡信任谁，德国人就应该信任谁。选择他的亲信——副总理巴本。”

纳粹的报复大清洗

竞选结果表明，与保守派的政府合作伙伴相比，希特勒和国社党从兴登堡的崇高威望中，获得了更多的益处。源源不断的大量捐款也主要让他们受益。竞选活动开始时戈培尔还在抱怨资金匮乏，但2月20日发生了变化。

那天戈林在他的官邸接见了27位工业界的领袖人物，其中包括之前一直对希特勒敬而远之的，德意志全国工业联合会会长——古斯塔夫·克虏伯·冯·波伦—哈尔巴赫，联合钢铁股份公司的主席——阿尔伯特·弗格勒，法本公司董事——格奥尔格·冯·施尼茨勒（Georg von Schnitzler），赫施钢铁厂的弗里茨·施普林格鲁姆。

希特勒在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中，再次重申了对私有财产制的认可，澄清了所有关于经济试验的谣言，并且强调“只有国社党才能拯救（德国）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”。新选举的目的是“让人民开口发言”。

他前所未有地明确表示，他们经常谈论的合法性只是骗人的幌子，“他并不热衷于非法行为，但是，如果绝大多数人的目标无法实现，他们也不能任由自己遭到政权的排斥”。希特勒走后，戈林直截了当地说，“国社党、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钱柜空空如也”，经济界应该为“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是最后一次的”选举募捐。

戈林也退场之后，亚尔马·沙赫特发言，他开出了一份账单：总共应筹集300万马克，其中3/4归国社党，1/4归“黑白红阵线”。2月21日戈培尔兴高采烈地写道：“戈林带来了令人高兴的好消息，300万竞选资金已经到位。太棒了！我立刻让整个宣传部进入备战状态，一个小时之后机器嘎嘎运作起来。现在我们加紧开展竞选活动。”

此外，经历过1932年7月20日巴本的“普鲁士政变”之后，普鲁士各部门还残存着一些具有共和思想的官员，现在戈林以普鲁士代理内政部长的身份，把他们从警察部门和管理部门“清理”了出去。仅1933年2月，在普鲁士各大城市，就有14位警察局局长，以及许多警察总监和行政专区主席，被勒令退休。

“戈林在搞大清洗”， 戈培尔2月16日写道，“现在我们逐渐在政府部门立稳了脚跟”。次日普鲁士警察当局接到命令，“全力支持民族主义的宣传”，同时“用最严厉的措施打击颠覆组织的活动”，“如有必要，可以毫不留情地使用枪械”。

戈林又明确地补充：“履行职责时使用枪械的警察可以得到我的庇护，他们无须顾忌开枪的后果。相反心怀错误的顾虑拒不开枪的警察，将面临渎职的指控。” “开枪令”等同于杀人许可证，就像哈利·凯斯勒伯爵正确的评论：“我们所有不支持所谓‘民族主义’的人，也就是说，非纳粹的人，从今往后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。”

2月22日，戈林还把“民族主义”组织（冲锋队、党卫队和钢盔团）的成员召集起来，另建了一支辅助警察部队，声称用来“对付激进左派，尤其共产党人日益猖獗的骚乱活动”。褐衫队由此得到了渴望已久的，与他们仇恨的左派对手算账的机会。

袭击竞选集会、非法逮捕、刑讯和谋杀成为家常便饭。警察一般对冲锋队的暴行袖手旁观、听之任之。虽然社会民主党也同样吃到了苦头，但是共产党的境遇最糟糕。从2月初开始，他们实际上已经无法再在露天场合公开集会了，他们的报纸几乎无一例外遭到了查禁。

国会纵火案

2月23日，警方突然搜查了共产党总部——卡尔·李卜克内西大楼。据第二天报纸和广播的报道，突袭活动中没收了好几百公斤“据说号召颠覆国家”的“叛国罪证”。某些人借此有计划地，煽动起老百姓对共产党意图武装暴动的恐惧感。

民主人士和左翼政党的圈子里有传言，国社党正在策划一场“大屠杀”，为此他们想自编自导一次旨在陷害政敌的刺杀希特勒行动：“名单已经拟定好了——《驱逐名单》——他们将根据名单有计划地杀人。” 在充满着不祥预感的气氛中，2月27日晚上传来了国会大楼被焚烧的消息。

国会纵火案的始作俑者是谁？这个问题至今悬而未决，几十年来不断引起人们的争议。由于事件结果对国社党特别有利，很早就有人怀疑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纵火者。反过来国社党领导人毫不犹豫地指责共产党，但他们同样也拿不出任何证据。

多数人还是认同弗里茨·托比亚斯（Fritz Tobias）6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，在起火现场被逮捕的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·凡·德尔·卢贝（Marinus van der Lubbe）单独实施了纵火行动，并没有幕后的指使人。当然事情没有最终的定论，以后也许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答案。比起没完没了地争论凡·德尔·卢贝是不是唯一的纵火者，还不如谈谈国社党从国会纵火案中得到哪些益处更有意义。

2月27日晚上，国社党领导人听到国会纵火案的第一反应，说明他们也对此事感到震惊。当天晚上，希特勒又在戈培尔家里，当汉夫施丹格尔10点左右在电话中，告诉他国会起火的消息时，他们起初还认为那是一个糟糕的玩笑。但是很快消息被证实了。

希特勒和戈培尔赶往现场，戈林已经到了，他对每个到场的人滔滔不绝说了一大通话，主题是阐明纵火案的主使人：“这是共产党暴动的开端，现在已开始了！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！”戈培尔二话不说接受了他的说法：“在30处纵火。集体行动。戈林说得滔滔不绝。希特勒勃然大怒。”着火现场的希特勒确实处于震怒状态。

鲁道夫·迪尔斯（Rudolf Diels），戈林的同事，1933年4月后成为国家秘密警察（盖世太保）总监，他在1945年之后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幕：“他简直气炸了，我从未听到他如此难以自制的狂吼声：

‘如今不再有怜悯，挡路者将全部被干掉…… 所有共产党干部都要就地枪决，共产党议员们必须在今晚被绞死。凡与共产党沆瀣一气者，注定不会有好结局。我们对社会民主党和国旗队也不会再手软。’”

据迪尔斯说，当凡·德尔·卢贝遭到逮捕时，他认为那人是个疯子，但希特勒根本听不进去：“这是非常巧妙的有预谋的事件。犯罪分子们想得倒蛮不错；但这不是真的，同志们，他们失算了！”

当晚巴本陪兴登堡在绅士俱乐部吃晚饭，吃完饭后匆匆赶来，希特勒也直言不讳地对他说：“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信号，副总理先生！如果纵火如我料想的是共产党干的，我们就必须出重拳消灭那些害人虫！”

很难说清楚，希特勒和他的亲信是否真的相信共产党意图暴动，换言之，他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被自己的宣传蒙蔽了。但是可以肯定，他们对焚烧国会大厦一事丝毫不感到难过，反而乐翻了天，因为他们获得了对共产党发动决定性打击的借口。

《参考文献》

埃伯哈特·耶克尔和阿克塞尔·库恩，《希特勒档案大全》，1980年，121-126；

格茨·阿利，《希特勒的民族国家》，2005年，89-96；

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，《希特勒：演讲、文稿、命令，1925—1933年》2003年；